围产儿在我国主要指体质量≥1 kg或孕28周到出生后7 d内的胎儿和新生儿，围产儿死亡率是指每1 000名婴儿出生对应的围产期死亡数。围产儿死亡主要是指由于疾病造成的死亡^[1]，是一种严重的产科并发症^[2]。《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强调保障新生儿安全与健康，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提高儿童保健服务水平^[3]。但目前对全国围产儿死亡现状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较少，且较单一。因此，为了解围产儿的死亡率状况和变化趋势，本研究对2021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围产儿死亡率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并收集2011—2020年全国围产儿死亡率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对2021—2025年围产儿死亡率进行灰色模型预测，以期为相关部门制定有效措施降低围产儿死亡率、提高儿童保健服务供给公平性提供决策参考。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基于中国知网卫生健康专题数据库，收集2021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围产儿死亡率和2011—2020年全国围产儿死亡率数据。

1.2 方法 1.2.1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指潜在的相互依赖性。空间自相关分析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本研究采用莫兰指数(Moran’s I)来衡量空间自相关性，Moran’s I＞0表示空间正相关性，值越大，空间相关性越明显；Moran’s I＜0表示空间负相关性，值越小，空间差异越大；Moran’s I=0表示空间呈随机性^[4]。

1.2.2 灰色预测模型GM(1，1)建立

灰色预测模型利用微分方程挖掘数据本质，可对数据完整性和可靠性较低的数据序列进行有效预测，在医药卫生领域广泛应用于疾病死亡率预测^[5]。基于级别检验，各数据级别值均在检验区间内，故本研究可采用GM(1，1)模型进行预测分析。GM(1，1)的灰微分方程为${x^{\left( {\rm{0}} \right)}}(k){\rm{ }} + a{z^{\left( 1 \right)}}(k){\rm{ }} = b$，式中a为发展系数，b为灰色作用量。预测方程为${\sqrt {\overline x } ^{(0)}}(k + 1) = {\sqrt {\overline x } ^{(1)}}(k + 1) - {\sqrt {\overline x } ^{(1)}}(k)$，k=1，2，3，…，n。本研究对GM(1，1)模型检验采用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残差检验也称精度检验，是对模型值和实际值的残差进行逐点检验，平均相对误差＜20%可认为模型为残差合格模型^[6]。后验差检验是对残差分布的统计特性进行检验。用方差比C和小残差概率P判断预测模型精度^[7]，具体判别是否为合格模型可参照表 1。

1.2.3 统计学分析

采用Geoda1.18软件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运用Excel 2021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灰色模型预测分析。模型检验平均相对误差值小于5%，说明模型精度优，拟合效果较好，预测结果可信度高。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围产儿死亡率空间自相关分析

2021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围产儿死亡率在1.83‰~13.51‰之间，其中，只有西藏地区围产儿死亡率高于10.00‰，上海、江西、北京、河北为低死亡率地区，围产儿死亡率低于3.00‰，陕西、安徽等11个地区的围产儿死亡率在3.00‰~4.00‰之间，围产儿死亡率的中位数是广东省的4.06‰。见表 2。

2021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围产儿死亡率全局Moran’s I值为0.609 6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8.990，P=0.001)，见图 1。说明我国不同地区围产儿死亡率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即死亡率高的地区周围死亡率也高，死亡率低的地区周围死亡率也低。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西藏、湖南、江西、浙江、山东、江苏、上海、安徽、河南、湖北的Moran’s I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西藏聚集类型为高-高相关，即本身围产儿死亡率高，周围新疆和青海的围产儿死亡率也高。湖南为高-低聚集地区，即本身围产儿死亡率高，但周围的湖北、江西、福建等省份围产儿死亡率低。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安徽为低-低聚集区，即本身围产儿死亡率低，其周围省份围产儿死亡率也低。整体来看，我国围产儿死亡率偏高的地区在青藏和西北地区。见图 2。

2.2 围产儿死亡率时间分布

在2011—2020年间全国围产儿死亡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从2011年的6.32‰下降到2020年的4.14‰，降幅为34.49%，年均降幅为4.59%。降幅最大的是2017年，降幅为9.31%。见图 3。

2.3 GM(1，1)模型的建立及死亡率预测

对2011—2020年全国围产儿死亡率数据进行建模，a=0.049，b=6.321，预测模型为${\sqrt {\overline x } ^{\left( 1 \right)}}(k + {\rm{ }}1){\rm{ }} = - 123.52{\sqrt e ^{ - 0.049k}} + 129.84$，平均相对误差为1.94%，C为0.154，P为1.000，模型拟合精度优，预测效果好。见表 3。根据发展系数范围判断本模型可做中长期预测^[8]，预测结果显示，2021—2025年全国围产儿死亡率分别为3.79‰、3.61‰、3.44‰、3.27‰、3.12‰。

3 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围产儿死亡率地区间分布差异较大，2021年围产儿死亡率最高的是西藏(13.51‰)，最低的是上海(1.83‰)。围产儿死亡率在全国范围内呈现空间正相关，相邻地区的围产儿死亡率存在相互依赖性。高围产儿死亡率地区主要聚集在我国青藏和西北地区，低围产儿死亡率地区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原因可能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有更大的卫生资源人才优势，儿童保健服务水平较高^[9]。与2018年我国各地区统计数据相比^[10]，2021年全国和地区围产儿死亡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空间聚集程度却在上升，表明我国在围产儿保健工作方面虽取得较大进展，但还需进一步降低本地区围产儿死亡率，并与邻近省份地区共同实现该目标^[11]。唐成等^[12]在对包含围产儿死亡率等指标的卫生资源聚类分析中发现，青海和西藏为优质卫生资源短缺地区，该地区地理面积较大、就医不够便捷，高水平医疗服务能力较低，妇幼保健意识较为薄弱。多项研究指出，围产儿死亡率在地区间不均衡的现象与社会经济水平和卫生技术资源有关^{[9, 13-14]}。因此，要改善卫生财政支出和医疗人才技术投入上的公平性。湖南是围产儿死亡率高-低聚集区，出生缺陷是导致围产儿死亡的首要危险因素^[15]，有研究表明湖南是出生缺陷高发地区^[16]，可能原因是湖南位于我国中部地区，经济水平落后于湖北、福建等地区，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率较低。应加强孕产妇健康教育，提高识别产前缺陷儿的能力。

本文结果显示，2011—2020年全国围产儿死亡率整体上呈下降态势，这与吴际等^[9]的研究结果一致。但2016年全国围产儿死亡率较2015年上升，可能与二孩政策全面实施，高龄产妇二胎数量增加，生产危险性增大有关^[17]。2020年围产儿死亡率的回升可能与孕妇感染新冠病毒致使围产儿病死率增加有关^[18]。灰色模型预测结果表明，2021—2025年我国围产儿死亡率将持续降低，这与赵星宇等^[10]、戴琼等^[19]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我国妇幼保健工作在降低围产儿死亡率方面取得良好成效，围产期医疗卫生水平提高，儿童生存状况不断改善。早产、出生损伤、出生缺陷、胎儿生长受限是围产儿死亡的常见原因^{[2, 20-21]}，而这些不良妊娠结局与妊娠期疾病、产妇多次流产史、孕期保健等密切相关^{[16, 22-23]}。因此，为降低围产儿死亡率，需增强孕产妇围产期保健意识、增加孕期知识，重视高危孕产妇的孕前评估和孕期管理^[24]，认真落实产前检查^[25]。产前阶段加强胎儿监护，分娩期间提升难产预测能力，做好产时监护和新生儿复苏准备^[26]，能有效预防控制围产期死亡现象的发生。

本研究对围产儿死亡率的空间分析局限在强调某一时间点的分布特征，未进行围产儿死亡率随时间变化的纵向研究。今后可进一步探讨地区围产儿死亡率随时间进程的空间分布特征，为地方制定儿童卫生保健服务政策提供数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