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Vol. 59
2. 三亚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3.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胃息肉是一种突出于胃黏膜表面的良性隆起性病变，发病原因尚不明确，较小时一般不会引起明显的症状，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往往是在胃镜检查或其他原因手术时偶然发现。胃息肉根据组织病理学特征主要分为胃底腺息肉、腺瘤性息肉、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其中胃底腺息肉及增生性息肉较为常见。不同病理类型胃息肉的癌变风险亦不相同，腺瘤性息肉癌变风险最高，被视为癌前病变[1]。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胃癌是全球范围内癌症相关死亡的第4大病因和第5大常见癌症，2020年全球范围内胃癌病人约有109万新发病例和76.9万死亡病例[2]。早期胃癌的预后极好，术后5年生存率可达90%以上。研究表明，包括焦虑在内的多种情绪障碍和心理因素在功能性胃肠病及炎症性肠病等胃肠道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3-4]，但以往对胃息肉的此项病因研究尚少。因此，了解不同类型胃息肉的发病特征对于胃癌的预防以及早期发现和治疗尤为重要。本研究旨在通过回顾性分析3 204例胃息肉病人的临床资料及内镜病理特征，并随机选取部分病人进行焦虑量表现况问卷调查，了解本地区胃息肉的发病趋势和发病特点，比较不同类型胃息肉的发病影响因素，以期为胃息肉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降低胃癌的发生风险。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取2015年9月—2020年8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住院行胃镜检查并确诊为胃息肉的病人3 204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个人资料真实完整，胃镜检查结果无缺失; ②均经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排除标准：①有严重的心、肝、肾等器质性疾病; ②基本资料不完整; ③行胃部分或大部分切除术后病人; ④高龄(≥90岁)、精神病、病情危重或疾病晚期病人。2019—2020年，在我院消化内科随机选取行胃镜检查的病人210例(胃息肉病人92例，非胃息肉病人118例)，进行焦虑量表现况问卷调查。本研究已获得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QYFY-WZLL-26366)，病人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问卷调查采用改良版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进行调查。HAMA共由14个方面的自判题构成，主要包括焦虑心境、紧张、害怕、失眠、躯体性症状等。根据HAMA总分判断病人的焦虑状态，总分＞7分可能有焦虑，≥14分肯定有焦虑，≥21分肯定有明显焦虑，≥29分有严重焦虑。改良版HAMA对问卷中部分病人可能难以理解的词汇进行替换或解释，并隐去与焦虑相关的标题，以减少病人填写问卷时的选择偏倚。
1.3 资料收集收集入组的3 204例病人的病历资料，包括：①病人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病史、糖尿病病史及高脂血症病史等); ②内镜下特征(病变大小、位置、数量等); ③病理学特征(组织病理学类型、是否存在胃黏膜萎缩及肠上皮化生、幽门螺杆菌(Hp)感染情况等)。
1.4 判断标准胃息肉根据病理检查结果分为胃底腺息肉、腺瘤性息肉、炎性息肉和增生性息肉，根据发生的位置分为胃底、胃体、胃窦、幽门、胃角和贲门息肉，胃息肉每出现于一处频率值记为1。当胃内任意部位活检提示Hp感染、黏膜萎缩及肠上皮化生，则记录为Hp感染、黏膜萎缩及肠上皮化生阳性。
1.5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形式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 危险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2015年9月—2020年8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住院并行胃镜检查的病人共15 844例，检出胃息肉病人3 204例，检出率为20.22%。3 204例病人，男性1 025例(31.99%)，女性2 179例(68.01%)，平均年龄为(58.06±11.20)岁。男女之比为1∶2.13，男女之间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共纳入胃底腺息肉2 287例(71.38%)，腺瘤性息肉60例(1.87%)，炎性息肉264例(8.24%)，增生性息肉593例(18.51%)。表现为单一症状病人1 672例(52.18%)，两种症状病人934例(29.15%)，3种及以上症状病人175例(5.46%)，无症状者423例(13.20%)。3 204例病人共发生症状4 085次(症状每出现1次频率值记为1)，经常出现的6种症状依次为：腹痛1 494次(占36.57%)、腹胀721次(占17.65%)、反酸466次(占11.41%)、烧心377次(占9.23%)、嗳气247次(占6.05%)、腹泻204次(占4.99%)。
2.2 不同时间段胃息肉检出率以及临床病理特征变化2015年9月—2020年8月，各个时间段(12个月为1个时间段)胃息肉的检出率分别为15.86%(329/2 075)、19.82%(475/2 397)、20.11%(613/3 048)、20.31%(864/4 254)以及22.68%(923/4 070)，呈逐年上升趋势(χ2=40.031，P＜0.01)。总体上，胃底腺息肉所占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腺瘤性息肉、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所占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χ2=52.181，P＜0.01)。胃底部、胃体部息肉所占比例呈逐年升高趋势，胃窦部息肉所占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χ2=68.824，P＜0.01)。胃息肉病人合并Hp感染的阳性率逐年下降(χ2=43.589，P＜0.01)。单发息肉所占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多发息肉所占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40.858，P＜0.01)。≥60岁病人所占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60岁病人所占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34.845，P＜0.01)。女性病人所占比例明显高于男性，但不同时间段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6.381，P＞0.05)。见图 1、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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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为胃底腺息肉，B、F为腺瘤性息肉，C、G为炎性息肉，D、H为增生性息肉; A、B、C、D为内镜下特征，E、F、G、H为病理特征(苏木精-伊红染色，100倍)。 图 1 不同类型胃息肉的典型内镜下及病理特征 |
| 表 1 不同时间段胃息肉检出率及临床病理特征变化(例(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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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3 204例胃息肉病人，有吸烟史者427例(13.33%)，有饮酒史者509例(15.89%), 有糖尿病病史者328例(10.24%)，有高血压病史者812例(25.34%)，有高脂血症病史者1 353例(42.23%)。腺瘤性息肉病人有吸烟史、饮酒史者的构成比显著高于其他3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9.226、18.585，P＜0.01); 炎性息肉病人有高血压病史者的构成比显著高于其他3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8.167，P＜0.01); 而不同病理类型胃息肉病人有糖尿病、高脂血症病史者的构成比及高脂血症类型分布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见表 2。
| 表 2 病史与胃息肉病理类型的相关性(例(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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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息肉病人女性比例明显高于非胃息肉病人(63.04% vs 42.3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8.842，P＜0.01); 两组病人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胃息肉和非胃息肉病人焦虑量表平均得分分别为(14.207±7.586)、(7.017±5.416)分，差异具有显著性(t=8.007，P＜0.01)。以焦虑量表评分＞7分判定存在焦虑状态，胃息肉病人存在焦虑状态者的比例明显高于非胃息肉病人(75.00% vs 36.4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30.882，P＜0.01)。单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焦虑状态是胃息肉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OR=5.233，95%CI=0.623~5.233，P＜0.01)。
2.5 胃息肉病理类型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胃息肉的病理类型与病人的性别、年龄，胃息肉的大小、数目、发生部位，病人Hp感染情况、胃黏膜萎缩以及肠上皮化生的发生和严重程度有关。腺瘤性息肉病人的年龄明显高于其他3组(F=50.250，P＜0.01)。胃底腺息肉、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病人中女性的构成比明显高于男性，腺瘤性息肉病人男性的构成比显著高于其他3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4.308，P＜0.01)。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病理类型胃息肉的构成比均呈递增趋势，总体来看，50岁及以上胃息肉病人的构成比高达79.71%。腺瘤性息肉病人50岁及以上者的构成比为93.33%，明显高于其他3组(χ2=48.840，P＜0.01)。根据内镜下息肉的最大直径进行分组，≤0.5 cm者1 862例(58.11%)，0.6~1.0 cm者1 019例(31.80%)，1.1~2.0 cm者280例(8.74%)，＞2.0 cm者43例(1.34%)，其中最大直径≤1.0 cm的胃息肉病人占89.91%。胃底腺息肉最大直径≤0.5 cm的病人占72.32%，腺瘤性息肉最大直径>1.0 cm的病人占63.33%，明显高于其他3组(χ2=1 082.538，P＜0.01)。单发息肉共1 338例(41.76%)，多发息肉共1 866例(58.24%)，多发息肉较单发息肉常见。胃底腺息肉常为多发(71.14%)，腺瘤性息肉、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以单发更为常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547.847，P＜0.01)。胃息肉常见的分布位置依次为胃体(53.12%)、胃底(31.24%)和胃窦(9.95%)，胃底腺息肉好发于胃体、胃底，腺瘤性息肉、炎性息肉好发于胃窦、胃体，增生性息肉好发于胃体、胃窦，不同病理类型胃息肉好发部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 433.458，P＜0.01)。胃底腺息肉Hp感染率最低(9.41%)，腺瘤性息肉Hp感染率最高(33.33%)，后者约为前者的3.54倍，差异有显著性(χ2=142.229，P＜0.01)。腺瘤性息肉病人胃黏膜萎缩及肠上皮化生的发生及严重程度明显高于其他3组(χ2=23.652、16.606，P＜0.05)。见表 3。
| 表 3 胃息肉病理类型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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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同病理类型胃息肉数目与大小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在胃底腺息肉中，单发与多发息肉的最大直径均在≤0.5 cm区间内占比最大(59.09%、77.69%)，最大直径≤1.0 cm者占比均超过95%，多发性息肉≤0.5 cm者的构成比明显高于单发性息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91.649，P＜0.01)。在腺瘤性息肉、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中，单发性息肉的最大直径同样明显大于多发性息肉，差异具有显著性(χ2=10.550~44.304，P＜0.05)。见表 4。
| 表 4 不同病理类型胃息肉数目与大小的相关性(例(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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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3 204例胃息肉病人，Hp感染阳性436例，阳性率为13.61%。男女病人Hp感染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924，P＜0.01)。随着年龄增加，胃息肉病人Hp感染阳性率呈递增趋势(χ2=17.633，P＜0.01)。胃息肉伴有胃黏膜萎缩及肠上皮化生病人Hp感染阳性率明显高于未发生萎缩及肠上皮化生的病人(χ2=227.277，P＜0.01); 胃黏膜萎缩及肠上皮化生的严重程度与Hp感染无相关性(P＞0.05)。见表 5。
| 表 5 胃息肉病人Hp感染与部分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例(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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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息肉是一种起源于黏膜的增生性或肿瘤性病变，内镜检查是发现胃息肉的重要手段。有研究结果显示，普通人群中胃息肉患病率为1%~6%[5-6]。CHEESMAN等[7]的研究表明，接受上消化道内镜检查的病人，胃息肉的检出率为0.5%~23.0%。本研究中胃息肉的检出率为20.22%(3 204/15 844)。VELAZQUEZ-DOHORN等[8]的研究结果显示，胃息肉检出率由1980年的0.5%上升至2016年的9.6%，46年间上升约18.2倍。本研究中胃息肉检出率由2015年9月—2016年8月的15.86%上升至2019年9月—2020年8月的22.68%，5年间升高约0.43倍，与上述研究结论一致。胃息肉是一种癌前病变，但临床上常因缺乏特异性症状或症状较轻微而被忽视[9]。本研究结果表明，胃息肉病人的主要临床表现为腹痛(36.57%)、腹胀(17.65%)、反酸(11.41%)、烧心(9.23%)，部分病人无临床症状(10.35%)，因此仅从症状学上难以与慢性胃炎、胃食管反流等常见胃相关疾病区分。
多项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不同病理类型胃息肉的发病率均明显上升[10]。本研究结果也表明，在不同病理类型胃息肉病人中6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构成比均为最高。FAN等[11]对近10年来中国人群胃息肉谱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45~59岁的胃息肉病人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但≥60岁胃息肉病人的占比仅为10年前的一半。本研究中≥60岁胃息肉病人所占比例由2015年9月—2016年8月的54.71%，下降至2019年9月—2020年8月的41.28%，50~59岁胃息肉病人则由2015年9月— 2016年8月的28.27%上升至2019年9月—2020年8月的36.62%。这种息肉病人低龄化的改变可能与内镜技术的普及和人们保健意识的提高有关。本研究纳入胃息肉病人男女之比为1∶2.13，与朱海珍等[12]报道的1∶1.61相比，女性患病比例有升高趋势。腺瘤性息肉病人的平均年龄明显大于其他病理类型息肉病人，男性病人构成比显著高于其他病理类型息肉病人。鉴于腺瘤性息肉的恶变率较高，故对于60岁及以上的男性胃息肉病人应予以警惕，建议行多部位病理活检以排除异型增生。
近年来，在胃息肉检出率升高的同时，不同病理类型胃息肉的发病率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西方国家，增生性息肉的发病率显著下降，胃底腺息肉已经逐步取代增生性息肉，成为最主要的病理类型[13]。一项针对中国北方人群的研究同样发现，10年间增生性息肉所占比例由48.5%下降到20.8%，而胃底腺息肉由8.8%上升到66.1%[14]。这种变化可能与质子泵抑制剂(PPI)的使用及Hp感染的根除治疗密切相关[15]。从病理生理学上来讲，PPI类药物抑制胃酸分泌导致病人体内出现高胃泌素血症，胃泌素分泌增多促使胃底腺腺体增生及胃底腺囊肿扩张，这可能是PPI相关性胃底腺息肉的发病机制; 增生性息肉的产生可能与黏膜损伤和糜烂后的持续性愈合和修复性反应有关，而Hp感染是黏膜损伤常见的原因之一[16-17]。本研究中，过去5年胃底腺息肉构成比由66.26%上升至75.08%，增生性息肉构成比由20.97%下降至16.58%，胃息肉病人合并Hp感染的阳性率由23.10%下降至10.40%。不同病理类型胃息肉Hp感染率存在差异，本研究中增生性息肉病人Hp感染率(22.93%)明显高于胃底腺息肉病人(9.41%)，与GENTA等[18]和TRAN-DUY等[19]的报道一致。
有研究表明，过去10年间胃息肉的发病部位已经发生了变化，胃体息肉的构成比由19.1%上升至32.3%，胃窦/幽门/胃角息肉的构成比由45.6%下降至32.3%[14]。本研究中，过去5年胃体息肉构成比由53.33%上升至58.36%，胃窦/幽门/胃角息肉构成比由17.86%下降至10.55%; 胃底腺息肉好发位置为胃体(58.05%)、胃底(37.67%)，腺瘤性息肉好发位置为胃窦(43.55%)、胃体(38.71%)，增生性息肉好发位置为胃体(38.71%)、胃窦(31.95%)，炎性息肉好发位置为胃窦(35.69%)、胃体(33.57%)。总体来看，胃息肉以多发常见，过去5年多发性胃息肉构成比呈上升趋势(由53.80%上升至65.22%)，单发性胃息肉构成比呈下降趋势(由46.20%下降至34.78%)，胃底腺息肉以多发常见，而腺瘤性息肉、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以单发常见，与既往研究结果相一致[10]。
胃息肉的最大直径通常从几毫米到几厘米不等，本研究中绝大多数胃息肉的最大直径≤1.0 cm(89.92%)，不同病理类型中单发性胃息肉最大直径均明显大于多发性胃息肉，与以往国内外有关报道相符[5]。胃黏膜发生萎缩及肠上皮化生到不典型增生的连续性变化是胃癌发生的常见病理生理学过程。UEMURA等[20]研究证实，存在黏膜重度萎缩及肠上皮化生的病人，发生胃癌的相对风险显著提高。本研究中，有36.67%的腺瘤性息肉病人伴发胃黏膜萎缩及肠上皮化生，其中54.55%为中重度，明显高于其他3种病理类型息肉病人，这与腺瘤性息肉高恶变率的生物学特征相符。本研究结果还显示，随着年龄增加，胃息肉病人Hp感染阳性率呈递增趋势，胃息肉伴有胃黏膜萎缩及肠上皮化生病人Hp感染阳性率明显高于未发生黏膜萎缩及肠上皮化生的病人，男性病人Hp感染阳性率明显高于女性，与BURUCOA等[21]的报道相一致。
虽然胃息肉的具体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但目前有多项研究表明，吸烟、饮酒、高脂血症等与胃息肉的发生密切相关[22-23]。本研究对不同病理类型胃息肉的发病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腺瘤性息肉病人有吸烟、饮酒史者的构成比显著高于其他3组，炎性息肉病人有高血压病史者的构成比显著高于其他3组，而不同病理类型胃息肉病人有糖尿病、高脂血症病史者的构成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赵曲川等[24]研究发现，胃息肉病人更容易出现焦虑状态，焦虑与疾病本身相互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胃息肉病人的焦虑状态明显高于非胃息肉病人，且焦虑是胃息肉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临床医生不仅要对胃息肉疾病本身进行诊断治疗，还需重视胃息肉病人的焦虑等心理情绪状况。
综上所述，胃息肉是上消化道的常见疾病，检出率逐年升高。青岛地区人群最常见的胃息肉类型是胃底腺息肉和增生性息肉，过去5年间增生性息肉占比明显下降，胃底腺息肉占比明显上升，提示对于PPI类药物的长期应用以及Hp感染根除治疗方案的选择应更加谨慎。在治疗方面，除了对胃息肉本身进行诊疗，还需要对病人进行积极有效的心理疏导，缓解病人的恐慌、焦虑情绪，指导病人消除或减少吸烟、饮酒等危险因素，并结合息肉病理类型及临床特征制定个体化诊疗方案。
| [1] |
KELLY P J, LAUWERS G Y. Clinical guidelines: consensu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gastric polyps[J]. 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 2011, 8(1): 7-8. |
| [2] |
SUNG H, FERLAY J, SIEGEL R L,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J]. 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 2021, 71(3): 209-249. DOI:10.3322/caac.21660 |
| [3] |
VAN OUDENHOVE L, CROWELL M D, DROSSMAN D A, et al. Biopsychosocial aspects of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J]. Gastroenterology, 2016, 150(6): 1355-1367. DOI:10.1053/j.gastro.2016.02.027 |
| [4] |
TANAKA Y, KANAZAWA M, FUKUDO S, et al. Biopsychosocial model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J]. Journal of Neurogastroenterology and Motility, 2011, 17(2): 131-139. DOI:10.5056/jnm.2011.17.2.131 |
| [5] |
ARGÜELLO VIÚDEZ L, CÓRDOVA H, UCHIMA H, et al. Gastric polyp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41, 253 upper endoscopies[J]. Gastroenterologia y Hepatologia, 2017, 40(8): 507-514. DOI:10.1016/j.gastrohep.2017.01.003 |
| [6] |
VOS S, VAN DER POST R S, BROSENS L A A. Gastric epithelial polyps: when to ponder, when to panic[J]. Surgical Pathology Clinics, 2020, 13(3): 431-452. DOI:10.1016/j.path.2020.05.004 |
| [7] |
CHEESMAN A R, GREENWALD D A, SHAH S C. Current management of benign epithelial gastric polyps[J]. Current Treatment Options in Gastroenterology, 2017, 15(4): 676-690. DOI:10.1007/s11938-017-0159-6 |
| [8] |
VELÁZQUEZ-DOHORN M E, LÓPEZ-DURAND C F, GAMBOA-DOMÍNGUEZ A. Changing trends in gastric po-lyps[J]. Revista De Investigacion Clinica; Organo Del Hospital De Enfermedades De La Nutricion, 2018, 70(1): 40-45. |
| [9] |
YASA M H, BEKTAS A, YUKSELEN V, et al. DNA analysis and DNA ploidy in gastric cancer and gastric precancerous les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Practice, 2005, 59(9): 1029-1033. DOI:10.1111/j.1368-5031.2005.00575.x |
| [10] |
林泳, 聂玉强, 王红, 等. 近15年2643例胃息肉临床病理学特征和变化趋势分析[J]. 中华消化杂志, 2014, 34(4): 247-250. DOI:10.3760/cma.j.issn.0254-1432.2014.04.008 |
| [11] |
FAN N N, YANG J, SUN G, et al. Changes in the spectrum of gastric polyps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J].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015, 21(33): 9758-9764. DOI:10.3748/wjg.v21.i33.9758 |
| [12] |
朱海珍, 陈志芬. 2 178例胃息肉的临床病理特征[J]. 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6, 37(1): 145-148. |
| [13] |
CARMACK S W, GENTA R M, SCHULER C M, et al. The Current spectrum of gastric polyps: a 1-year national study of over 120, 000 patient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009, 104(6): 1524-1532. DOI:10.1038/ajg.2009.139 |
| [14] |
CAO H L, WANG B M, ZHANG Z H, et al. Distribution trends of gastric polyps: an endoscopy database analysis of 24 121 northern Chinese patients[J].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2012, 27(7): 1175-1180. DOI:10.1111/j.1440-1746.2012.07116.x |
| [15] |
HONGO M, FUJIMOTO K, Gastric Polyps Study Group. Incidence and risk factor of fundic gland polyp and hyperplastic polyp in long-term proton pump inhibitor therapy: a prospective study in Japan[J].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010, 45(6): 618-624. DOI:10.1007/s00535-010-0207-7 |
| [16] |
MARKOWSKI A R, MARKOWSKA A, GUZINSKA-USTYMOWICZ K. Pathophysiolog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of gastric hyperplastic polyps[J].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016, 22(40): 8883-8891. DOI:10.3748/wjg.v22.i40.8883 |
| [17] |
YU X J, WANG Z Q, WANG L L, et al. Gastric hyperplastic polyps inversely associated with current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J]. Experimental and Therapeutic Medicine, 2020, 19(4): 3143-3149. |
| [18] |
GENTA R M, SCHULER C M, ROBIOU C I, et al. No association between gastric fundic gland polyps and gastrointestinal neoplasia in a study of over 100, 000 patients[J]. Clinical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2009, 7(8): 849-854. DOI:10.1016/j.cgh.2009.05.015 |
| [19] |
TRAN-DUY A, SPAETGENS B, HOES A W, et al. Use of proton pump inhibitors and risks of fundic gland polyps and gastric cancer: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Clinical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2016, 14(12): 1706-1719. DOI:10.1016/j.cgh.2016.05.018 |
| [20] |
UEMURA N, OKAMOTO S, YAMAMOTO S, et al.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astric cancer[J].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1, 345(11): 784-789. DOI:10.1056/NEJMoa001999 |
| [21] |
BURUCOA C, AXON A. Epidemiology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J]. Helicobacter, 2017, 22(Suppl 1): e12402. |
| [22] |
CAO W J, HOU G Q, ZHANG X, et al. Potential risk factor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gastric polyps[J]. Immunopharmacology and Immunotoxicology, 2018, 40(4): 338-343. DOI:10.1080/08923973.2018.1490317 |
| [23] |
陆金燕, 杨佳丽, 邓小燕, 等. 血管内皮下蛋白聚糖与低密度脂蛋白的相互作用[J]. 生命科学, 2019, 31(11): 1-9. |
| [24] |
赵曲川, 张玫. 胃息肉患者与焦虑状态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2017, 25(4): 296-298. |